音乐无处不在，

校园除外。

地铁车厢里，年轻人戴着耳机，沉浸在自己的旋律中；音乐节上，人群朝向舞台，声浪如潮；直播间中，陌生人的歌声随着虚拟礼物的闪烁响起又落下；风声掠过山峦，叫卖声穿过街巷......音乐，作为人类最原始也最即兴的表达，从未像今天这样，渗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

可不知从何时起，最该充满歌声的地方，却渐渐安静了下来。

校园里从不缺声音。清晨的朗读声、课间的奔跑嬉闹、体育课的哨声、放学的喧哗……可这些，大多与旋律无关。音乐课的铃声响过，孩子们走进教室，四十分钟之后又安静地离开。那些音符，仿佛只是课程表上被匆匆划掉的一格，唱过，便也就此沉寂。

有学者写道：“音乐最初的形式是歌唱，因为它无需借助乐器。因此，音乐的起源亦可说是歌唱的起源。”可如今在校园里，最本真的歌唱，反而成了需要争取的存在。它排在主科之后，压在作业之下，被“不考就不重要”的现实轻轻推开。

我们享受着音乐，却似乎达成一种默契的共识：它属于生活，而不属于教育；属于天赋，而不属于努力；属于课外，而不属于课堂。

但仍有人，执意要在这片静默中发出声音。

如果你走过重庆垫江的牡丹湖小学，偶尔会听见一个女声，略带沙哑，却坚定有力。那并非清脆悦耳的音色，甚至带着岁月磨损的痕迹，但它总是准时响起，引领几十个孩子清澈的嗓音，汇成一条清晰的河流。

声音的主人叫石治英。二十六年来，她就以这样的嗓音，辗转三所不同的学校，一遍又一遍追问着：

歌声，究竟去了哪里？

而她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，很简单，也很固执——

不过是日复一日地带着孩子们，把本该属于他们的歌声，重新唱出来。

嗓音沙哑的音乐老师

石治英的声音很有辨识度。那不是人们想象中音乐老师该有的清亮甜美，而是略带沙哑，像被岁月反复打磨过。但你很快会发现，这沙哑中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笃定，能稳稳承接住整个教室的注意力。

1999年，石治英从师专毕业，凭着一副好嗓子和对教育的热情站上讲台。那时的她声音明亮，对未来充满憧憬。然而现实的教学环境，却给了她意料之外的反馈。当时她面对的是八十多人的大班，没有麦克风，没有多媒体设备，只有一台需要脚踩出声的老式风琴。

“当时根本没有保护嗓子的意识，”她后来回忆，“就是嗓门大，恨不得把所有东西都灌给孩子们。”课堂纪律松散，音乐课常被看作“享受课”。为了让每个孩子听清，她只能不断提高音量，一节课下来，喉咙常隐隐作痛。

不仅如此，当时石治英所在的澄溪小学校长提倡素质教育，除了常规教学，她和另外两位老师还在每周六上午免费教学生音乐特长班。

“从早上八点唱到中午十二点，连续四节课，”她说起这段经历，语气仍带着当时的纯粹。回想起来，她笑称那时“真的很单纯，也很笨”。在声音极易分散的大厅里，她带着七十多个孩子，一首接一首地唱，一吼就是四个小时。每周如此，乐此不疲。对她来说，有孩子愿意唱、有歌可以教，便是最大的满足。期末、六一、元旦，能看到孩子们登台演唱、收获掌声，她就觉得一切都值得了。

这副略带沙哑的嗓子，见证了她最初的教学热情，也预示了之后二十六年里，那些比保护嗓音更复杂、更艰难的持久战——当她尝试组建合唱团时，才发现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

图丨石治英在城南小学上课时

留不住人的合唱团

石治英开始正式组织合唱团参赛，同样始于澄溪小学。四个孩子站成一排，穿着老师们亲手制作的苗族服饰，唱《美丽的侗乡》。那是2004年左右，互联网对小镇来说还是个新鲜词。为了这首偶尔在电视里听到的歌，她花了将近半年。她和另一位老师用刚流行的QQ，搜索“贵州聊天室”——只因知道那首歌出自“贵州苗苗艺术团”。他们在满是陌生人的窗口里一遍遍打字：“有人认识苗苗艺术团的老师吗？”

大多数时候无人回应，或者只是些不相干的闲聊。直到半个月后，一位家长偶然看到消息，他的孩子恰好在那个艺术团培训过。又经过几番辗转，一份乐谱终于通过传真机，带着模糊的墨迹，从遥远的贵州传到了重庆的乡镇小学。“等谱子就等了半年，”她笑着说，那笑容里有艰辛，也有得之不易的珍惜。

随着网络发展，找乐谱已变得容易许多，而最大的困难，始终是人。

“我一直都在重复着这一件事，”石治英的语气里带着一种深重的疲惫。合唱团像一只破了洞的木桶，她刚用一两年时间，把三四年级选进来的孩子的声音、表情、状态打磨得有点样子，可最多参加一两次比赛，他们就升入了课业更紧张的毕业班，纷纷离队。“家长觉得耽误学习，孩子觉得训练辛苦。”大多数时候能坚持到最后的，往往是那些成绩本就拔尖的孩子。

她必须不停地招募新队员，从头开始，教他们如何张嘴、吸气、发出和谐的音。每个新学期都是又一次从零开始。她和同事一间间教室地跑，挨个问：“你在外面学过什么呀？”学跆拳道、练书法的孩子逐一被请坐，最后剩下学过声乐的，寥寥无几。大多数时候，她们得像推销员一样，向孩子们游说合唱的好处，练胆量、提气质，甚至对朗诵和语文学习也有帮助。

更难的是争取家长的支持。教书二十六年，她几乎没遇到哪位家长会主动问：“我的孩子在学校学会了什么歌？”她清楚地意识到，音乐带给孩子的自信、表达力和内在修养，是一种“看不见的力量”。“正因为看不见，所以得不到认可。我们好像一直在背后默默做事。可藏在背后做事，真的特别难。”

她大量的办公时间都被用来沟通，有时甚至像是“求人”。她得反复向家长解释，合唱不为了考试加分，却能给孩子带来体态、胆识和清晰的表达能力。她管这叫“动员工作”。最难忘的一次，为了说服家长支持孩子参赛，她从晚上六点开始打电话，一个一个耐心解释、争取，直到十点半。“还是有些家长能理解的，尤其是年轻父母，”她语气宽容里带着点无奈，“但也有一些家长，即便答应了一次，下次也很难再支持了。”

这种“不被看见”的价值，在应试教育的主旋律下，显得既微弱又奢侈。一旦孩子靠文化课就能进“尖子班”，音乐便成为最先被舍弃的选项。这种普遍的社会共识，让她和她的合唱团始终处于一种脆弱的、需要不断自证价值的边缘地位。

图丨合唱排练现场

她的排练永远像是在“抢人”：抢放学后的时间，抢周末的片刻。孩子们的作业、家长的接送时间、班主任的顾虑，全要一一协调。有一次为了备战市里的展演，学校特别支持让食堂为孩子们提供免费晚餐，老师们督促他们先完成作业，六点四十准时开始排练，四位音乐老师全部到位，一个指挥、一个伴奏，另外两个穿梭在孩子中间，逐个调音准、抠表情。

“其实家长也不容易，”她总是体谅地说。每晚八点半排练结束，她们得亲手把每个孩子交还给赶来接送的家长。“有一天下大雨，我回去路上真的哭了，不停地问自己：这到底是为了什么？”那一刻她的脆弱再真实不过。但哭过之后，她还是会给自己答案：“说到底，这就是我石治英该做的。”

更深的压力来自她对艺术的执着。作为教研组长，她对自己和团队都极为严格，“一件事，要么不做，要做就做好。”排练时，一句歌词反复唱几十遍，一个表情反复练到满意为止。她看得出搭档脸上的勉强，但对方出于尊重从不说什么。而这反而加重她的愧疚：“每次排完回去，我心里都特别过意不去……比完一场赛，我经常自己坐着掉眼泪。真的不容易，不是我一个人不容易，是大家都不容易。”

这种“不容易”，在2022年冬天达到顶点。那时她刚调入牡丹湖小学，肩负着为校争光的期望，带一支几乎零基础的三年级队伍突击排练。压力最大的时候，她发着近40度高烧却毫无察觉，连续三天站在排练厅里，全靠某种精神上的力量硬撑下来。

直到节目快要成型，却因为突然的疫情管控，比赛取消了。那一刻，所有努力瞬间落空，石治英却连难过的时间都没有。第二天，她又准时回到排练教室，就像过去二十六年里的每一天一样。

歌声改变的生命

对石治英来说，合唱从来不只是为了唱好几首歌。她见过太多孩子，在这个需要高度协同的集体里，被一点点地改变。

她记得一个女孩，声音条件很好，却极其内向，不爱说话。某次训练，石治英要求大家笑着唱，唯独这个女孩总是蹙着眉头，“我要求笑着唱，她却一直愁眉苦脸，我就说她影响了整体效果。”，小姑娘被说后，眼泪啪嗒啪嗒地掉，却仍站在原地没有离开。石治英没有强迫她，只是不再用目光直接施加压力，转而用余光悄悄关注。她发现，当不被直视时，女孩反而慢慢放松下来，抽泣声渐渐停了，嘴巴开始跟着一动一动，最后竟也能认真地唱完。这个女孩从四年级坚持到了毕业，后来成了合唱团里表现力最强的领唱之一。“毕业时，她送了我一个小茶杯，”石治英说着，语气柔软下来，“她说谢谢我。那一刻，我觉得什么都值了。”

还有另一个女孩，声音天生细弱，不符合合唱团的要求，却有着超乎常人的韧性。她曾在比赛前一天被换下去过，却也并不抱怨，只是默默站在合唱团的队伍里，认真地听，努力地唱。石治英有时也会批评她，她听着听着就哭了，但一边哭，一边还在唱。几年过去，当初那个声音单薄的孩子，变得异常自信。去重庆参加市里比赛后，她兴奋地分享：“站在台上，看到下面那么多评委老师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们，我觉得自己很伟大，很神圣。”石治英知道，合唱给她的不只是嗓音的改变，而是一股向上的力量。“她现在变得非常有自信，还会主动帮忙收拾排练场地。我觉得她最大的收获，是学会了做人。”

这些细小的转变，才是她真正看重的东西。她常说：“如果吃得下合唱排练的苦，以后生活中什么苦都能吃下去。”在她看来，合唱磨练的不仅是声音，更是心性。它教人收敛个性、学会倾听、彼此迁就，最终在和谐中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
图丨石治英与学生们的合唱演出

那些曾经觉得排练辛苦、甚至哭过鼻子的孩子，毕业后却常常成为最念旧的人。他们有的上了初中、高中，还会特意回来看她，给她带信，写长长的卡片，回忆当年怎么从不懂音乐到爱上合唱。

最让她触动的是，有孩子看着她说：“石老师，小时候觉得你又高大又漂亮，现在你怎么变老了？”这话听得她鼻子一酸，却又忍不住笑起来。孩子说的是实话，却也在无意中道出一种深沉的情感——他们记住了她最好的样子，那种记忆如此鲜明，以至于岁月带来的变化让他们感到惊讶。

那一刻，石治英忽然明白了自己那位语文老师当年的心境。原来老师站在那里，本身就像一座灯塔。你无需完美，不必永远高大，只要曾真切地照亮过一些孩子的路，他们就会一直记得你身上的光。

而她，不也正走着同一条路吗？

被照亮的路

石治英心里始终住着一位老师。

那是她的小学语文老师，石志坚。不论过去多少年，每当谈起这位老师，她的语气依然会不自觉地充满敬仰，仿佛一瞬间变回了那个坐在乡村教室前排的小女孩。

“不论现在我们都已经奔四奔五的年龄了，我们同学们不论什么时候谈起这位老师，我们对他都很崇拜，很敬重。”她说。

那时候他们在农村，教学条件简陋，但石志坚老师却总有办法。没有多媒体，他就动手自制教具：一个电灯泡、一张写满生字的白纸，借助光影，把字投到黑板上。“现在回想，那就是我们最初的‘多媒体’，”石治英笑着说，眼中仍有光，“我们觉得他特别厉害，像会变魔术一样。”

但真正让她记了一辈子的，是另一件事。有一年村里突然传出谣言，说学校打的预防针会打死人，除非吃南瓜才能“解毒”。年幼的石治英虽然平时听话、成绩也好，那次却信了。打针那天，她拉着两个同学偷偷跑出学校，躲进了油菜田。“整整一天，我们没回教室。”现在回想，她才明白老师当时该有多着急。

天快黑时，她们才悄悄溜回学校拿书包。当石治英忐忑地走进教室，一抬眼，却看见石志坚老师正从宿舍窗口望着她们。原来老师早已察觉她们回来了，却一直安静地等着，没有出声惊动。直到她们快要离开，老师才走出来。没有批评，没有质问，只是平和地问：“你们去哪儿了？”看着几个吓得不敢说话的孩子，她他点头，轻声说：“要回家了？我拿手电送你们。”

他一路打着电筒，把三个孩子逐个送回家，还主动向家长解释，没有一句指责。“现在回想起来，真是一位有教育方法的老师。甚至在那个年代都不会用言语来责备我们，而他的行动其实已经把我们都感化了。”

那颗名为“教育”的种子，就这样静悄悄地落进了小女孩的心里。很多年后，石治英也成了“石老师”。她常常会想：如果换作是石老师，他会怎么做？

“我一直记得他，记得他给我的温暖，也正是他，让我一路坚持到了现在。”她说这句话时，声音很稳，也很清晰。那位老师用最朴素的方式让她明白：教育不只是教知识，更是用耐心和包容，去守护一颗颗成长的初心——而她，仍在努力成为这样的老师。

未完成的乐章

二十六年的教师生涯，石治英收获过掌声、荣誉，也见证了许许多多孩子们的成长，但她深知，音乐教育这条路，仍有太多无法弥补的缺憾。

最让她感到无力的，是那种孤军奋战的感觉。音乐老师在学校里常常是“少数群体”，甚至是被边缘化的存在。校与校之间缺乏联动，师与师之间也少有深度的教学交流。“很多时候，我们都在凭自己的经验摸索，错了也不知道，对了也没人分享。”她无奈地说。培训的机会不是没有，但大多流于形式，“听过几场讲座，学几个手势，回到学校面对的还是原来的问题。”

她清晰地感受到自身教学能力的瓶颈。合唱指挥、声部训练、作品处理……很多专业知识，是她靠一次次带队比赛“磕”出来的，而不是系统学来的。“我也想去进修，但平时课多、杂事多，周末又要带训练，根本没有完整的时间。”她叹了口气，“有时候选曲、排节目，全凭一腔热情和有限的认知，心里不是没有忐忑。”

更深层的困境在于社会对音乐教育的认知，始终没有跳出“弹弹唱唱”的框架。它似乎永远是一门锦上添花的课，而非学生成长中不可或缺的素养。这种观念直接导致了资源的匮乏：不只是经费的投入，更是指向未来、拥抱变化的教学理念与资源的缺失。

转机发生在一次研修活动中。2023年，石治英参与了“湖光-山桥计划”支持的教师合唱研修项目。这和她之前参加过的所有学习都不一样。

“它不是简单地教你指挥手势或者发声技巧，”石治英回忆时，眼里闪烁着光，“它是在帮你转变观念，帮你看到音乐背后更广阔的东西。”项目关注的是教育观念的影响，是将音乐与生活、与人的情感、与更宏大的教育图景连接起来。她更深刻地意识到，音乐课不仅可以教孩子唱歌，更可以滋养他们的心性、培养共情能力和创造力。

图丨湖光-山桥计划音乐教育项目学习

然而期待之余，石治英以及所有和她有着相同困境的县乡老师们，也保持着清醒。大家都知道，一场学习、一个项目，无法立刻扭转积攒了数十年的观念和困境。“湖光-山桥计划”这样的公益项目能够成为一束光，为县域及乡村地区的师生们照亮一条新的路径，但路上仍有荆棘，比如覆盖面还不够广、能持续参与的老师仍是少数、以及很多基层学校的基础设施和师资配备，仍难以支撑理想中的音乐教育。

这光亮虽真实，却尚不能照亮每一个角落；这改变虽发生，却仍未打破所有的壁垒。石治英比谁都清楚，她所能做的，依然有限。她仍然要一次次地去动员、去沟通、去“求人”，仍然要面对队员流动、家长不解、时间紧缺的现实，仍然要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，一边摸索，一边前行。

总有缺憾。

人生如此，教育亦然。 路的尽头或许仍是路，光的后面也许还是夜。但石治英们愿意相信：正是这一点一点的补缺、一寸一寸的前行、一次一次的开口歌唱，让有些东西，变得和昨天不再一样。

她也仍会站在教室前，用那副沙哑的嗓子带着孩子们，把那些熟悉或陌生的歌，一首一首，继续唱下去。

图丨石治英与学生们

山桥后记

石治英老师的故事，是中国县域及乡村地区无数音乐教师的一个缩影。她的二十六年，是坚持的二十六年，也是在与现实反复博弈的二十六年。她让我们看到，音乐教育远不止于讲台之上的四十分钟，而是一场关乎审美、信心、合作与精神成长的漫长旅途。

山桥计划所做的，正是希望陪伴千百个如石老师这般的一线教育者，在并不完美的土壤中，持续耕耘。

我们深知，音乐教育在县乡地区面临的，从来不是某一方面的问题，而是一种结构性困境：它既是资源的匮乏，也是认知的滞后；既是教师培育机制的缺失，也是学生评价体系的单一。因此，我们并不试图以一场研修、一次活动“解决”所有问题，而是希望像石老师点亮孩子那样，去点亮老师——通过多元素养导向的活动设计、持续的资源支持、跨区域的教师学习社群，帮助老师们重新理解音乐教育的价值，也重新确认自己的职业尊严。

石治英老师说，山桥计划让她觉得自己“不再是孤身一人”。这句话，或许正是这个项目最想守护的意义。我们相信，当一位老师被支持、被点燃，就会有更多孩子被照亮；当一个班级的歌声响起，就会有一个角落的真实生命被唤醒。教育振兴的宏大叙事，正是由这样一个又一个“人”的故事写成的。

路还很长，仍有缺憾。但我们愿做那个一路点灯的人，与所有石老师同行，让更多县域和乡村的校园，重新回荡歌声、充满想象。

因为每一个孩子，都值得被音乐照亮。

每一份坚持，都应当被看见。